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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記憶與我的散文
作者: 袁學駿   來源:京津冀文化網   發布時間:2017-11-17 16:51:43
        2003年,我曾經出過一本《西柏坡凝思》。當下這本《回不去的故鄉》是我的第二個散文集。目的是趁著頭腦還比較清醒把少兒時代的事情記述一下,防止連兒孫們都不知道我的故事了。這也是對生我養我的家鄉的一種回報。一小部分是兩三年前懷念父母的,大部分在今年秋天草草而成。兩部分拼湊在一起,算作一本童年視角的鄉土散文集。

鄉憶是一種傳統。20世紀的魯迅、茅盾、沈從文等大師們都有這種寫作,有的還很經典。這是五四新文學傳統的重要一脈。近見《文藝報》上有徐志摩與家鄉寧海的故事,寫他在老家硤石村與各色人等的接觸,對硤石村山水景觀的依戀,而且他還以方言入詩。(見《文藝報》20161116日第7版張云鵬《徐志摩的故鄉情懷》)其實早在南宋時,文論家嚴羽就曾經在《滄浪詩話》中說:“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041頁)的確唐詩中懷鄉思親的名作名句很多。比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何處積鄉愁,天涯聚亂流”“旅次經寒食,思鄉淚濕巾”等,曾經感動過多少代人。再上溯到古老的《詩經》,思鄉的歌詠已經很是惹眼。比如《擊鼓》是一個軍人在戰爭中的“不我以歸,憂心有忡”,還想起了他成婚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誓約。在《四牡》中,又有“王事靡盬(gǔ),不遑將父”“不遑將母”,是一位服役駕車人的憂鄉思親之歌,也包含著對王者的埋怨。相關的還有《采薇》《出車》《杕(dì)杜》《沔水》等篇什。應當說,鄉愁口頭創作從2500多年前就已經常見,是我們今日鄉愁文化的源頭。

這里,我在傾訴鄉愁,也在為故鄉喊魂。關于鄉愁是什么,周兵在《“鄉愁”文化與新型城鎮化》中說:“鄉愁文化就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不斷創造、積累下來的源自故鄉的、令人難以忘懷的、以有形和無形為載體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見《學術探索》2015年第4期)我感到他說的有道理。還說這是“回不去的鄉愁”。本集定名《回不去的故鄉》后才翻到周兵此文,慶幸與之相合。我們都強調了今日農村時空變化巨大。

鄉情也便是情鄉,鄉愁也便是愁鄉。鄉情也便是城情,鄉愁也便是城愁,因為這大多是如我一樣走出家鄉熱土者的復雜情懷。

西方學者馬斯洛曾經論述人的需求可以分為生理、安全、愛與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五種。其中后三者是精神層面的,自然包括鄉愁文化的需求和尋求發展的需求。(轉自《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劉愛華《城鎮化語境下的“鄉愁”安放與民俗文化保護》)歌唱鄉土,表現農家樂與農家苦,吟詠農村生態的美好,是我們筆下永恒的主題。現在的思鄉寫作不能只是田園牧歌,也不能以城市人的優越感鄙夷農民。寫鄉民們走出去,也應當呼吁有一批人走回來,否則美麗鄉村建設人才匱乏,城鄉經濟文化發展失衡。

關于散文寫作,在圈子內好像它最為神圣、高尚。而文學理論家李敬澤則說,散文沒有一個“難度堤壩”,缺少明確的難度指標、難度界限和疆域。(見《散文選刊》2015年上半月刊第10期)的確如此,所以散文往往被人小看和輕視。那么就放棄它嗎?不是的。富有創意、進行創新是一切文學創作的共同規律,我們遵循這個規律就可以走出窠臼,超越以前,有所開拓,有所創造,寫出自己來。

我是白描式的俗事俗寫,口吻也有些家鄉味兒。全書以敘事為主,抒情為輔。每篇的主要人物都是默默的逝者。他們已經被蓋棺定論,或無所謂定不定論。寫人物不英雄化,也不矮化,而是追求立體化,從而保真,也力求其活。我摯愛他們的善良天性和在困頓中的生存能力,也暗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家鄉是有文化因子的。我力爭富有地域文化感,有柏格森所說的鹽基的泡沫,苦咸且澀,有不亞于城市的生活美、人性美、生命之美、生態之美,卻不求唯美,實際上是美丑雜糅。那些富有幽默感的人和事沒有剔除。散文中應當有喜劇味道。也想過,要雅寫書卷氣的美文,就可能在文字中缺少了生活的質感。

我在敘述中運用對話很多,少了些輕捷,但語法上多用連續謂語,標點盡量簡化,也盡量減少散文表達上的通用語、流行語。相反在鄉俚鄉稱中尋取了一些,摻和在一起。如冀中甚至京津冀地區多見的“娘們”“漢們”“半不樁子”,相信大多數讀者會懂的。而“家鄉風韻”一組,又重寫景、抒情、議論,是另一種路數。幾個好友建議舍去,編者卻認為它們主要的還是表現了童心童趣,有必要保留,于是未動。行文中,囑咐自己不要讓人感到是在自戀自賞,怕別人說你也很小資。

總之,鄉愁滿天,鄉土可憶,散文難寫,也還要寫。

(此文是袁學駿散文集《回不去的故鄉》后記)

詳細袁學駿簡介

【作家簡介】  袁學駿,男,1945年12月出生于河北晉州。中共黨員,大專文化。職稱為一級作家,享受國務院特貼專家。河北省民俗文化協會會長、河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顧問,河北省文化交流協會常務副會長、河北省散文學會副會長,遼寧大學民俗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河北科技大學藝術學院、石家莊鐵道大學人文學院、石家莊鐵路職業學院和石家莊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等校客座(兼職)教授。

        1973年在《天津文藝》發表詩歌處女作《風雪打井》。曾從事多種文藝創作和編輯輔導工作,發表各種作品和評論文章480余篇,146萬余字。先后出版長篇通俗小說《金鏢記》(50萬字,與人合作)、文學理論集《石門文譚》(29萬字)和《與時文存》(25萬余字)、散文集《西柏坡凝思》(18萬字),文化理論集《大文化對話》(20萬字,與人合作)、《耿村民間文學論稿》(18萬字)、《耿村民間文化大觀》(455萬字)、《民間文藝論集》(30萬字),編輯《七夕文化論文集》(22萬字),《七夕文化論集》(20萬字)。亦為《太行文學》雜志創辦者,也曾主編《女子文學》;先后主編、責編文學、民間文學、文藝理論書籍69部,總量達2600萬字以上。他在為人作嫁和個人創作、文學和民間文學中多重“兩棲”。在中國民間文藝學、故事學和民俗學上多有建樹。首先是1987年春天以來對藁城耿村“民間故事村”的文化發掘、編輯、研究,和這里的父老鄉親結下了深情厚誼。現在耿村已是國際文化交流上的一個窗口,被稱為“世界第一”(臺灣金榮華語),2006年成為第一批國家級非遺保護項目。其《論稿》一書被稱為“杰作”(烏丙安語,見1990年3月河北日報、1991年1月文匯報),在一定意義上可與費孝通的江村調查相媲美(劉守華語,見1990年12月民間文藝家報)。他與人合作主編的《耿村民間文化大觀》(455萬字,三卷),被稱為“世界之最”(劉鐵梁語)。他本人則被稱為“我國新一代杰出的民間文藝理論家”(烏丙安語,1991年1月文匯報)。其次,他長期進行中國故事類型的研究。在鐘敬文、烏丙安、劉魁立等著名學者的指導鼓勵下完成了14萬字的《中國民間故事基本類型提綱》,提出了認為更適合于中國國情的“主題分類法”,被稱為“袁氏版本”(見《民間文藝論集》序言)。第三,2002年以來大膽地策劃、組織了省會七月七愛情節(馮驥才、烏丙安、劉鐵梁等為之題詞,2006年轉為河北省七夕情侶節),2003年開始又搞起了清明、端午、重陽等傳統節日的理論研討和恢復活動。第四,從2005年開始組織進行了河北省百城新風大調研活動,受到著名學者陶立璠等人的鼓勵和輔導,先后動員一千余人長期進行基層調研,獲得資料450余萬字,已經編輯《河北城市新風百種》(約110萬字,河北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該書于2011年3月舉行了首發式。
        袁學駿先后獲得省以上獎勵30多項。其中全國性獎勵有:1988年10月榮獲文化部、國家民委等單位頒發的全國藝術科學國家重點研究項目文藝集成志書編纂先進工作者稱號和先進集體成員獎勵,1991年7月又獲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編纂先進工作者稱號;2000年以《賈大山小說論》獲中國文聯首屆文藝評論獎三等獎,獲得全國文藝集成志書成果三等獎。2001年11月,以《耿村民間文學論稿》、2004年以《民間文藝論集》、2009年10月以《耿村一千零一夜》3次獲得全國民間文藝最高獎“山花獎”。2007年以散文《天下第一坡》獲全國古田杯革命題材詩文一等獎,《西柏坡凝思》一書于2009年獲全國文學藝術精品一等獎。先后6次獲得中國北方民間文學獎一等獎,1次獲得省五個一工程獎,6次獲得河北文藝振興獎,并曾獲得華北文藝理論二等獎等。其河北省七夕情侶節獲得中華文化促進會頒發的“節慶中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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